7月13日，宗庆后的独生女宗馥莉，在港庭上遭遇了三名自称为她同父异母弟妹的人的起诉。紧接着的几天里，宗馥莉的名字连同遗产争夺等话题，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
鉴于目前案件所呈现的证据不多，《新浪蜂鸟》采访了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韩骁律师，就信托的有效性、遗嘱的真伪以及不同法律体系对案件进展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深入的专业分析。
四大核心焦点
该遗产纠纷在法律上极为繁杂，涉及香港信托法规和我国继承法规，其核心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信托设立的有效性存疑：原告出示了汇丰信托的相关文件、录音资料以及助手的证言等证据，力图证实该信托确实成立，并指出已投入18亿美元，而尚未到位的3亿美元亦应由宗馥莉负责追加投入。
遗嘱的法律效力受到质疑：宗馥莉于2020年留下的遗嘱并未经过公证程序的认证，且见证人并非家族内部成员，而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因此，法庭有必要对这份遗嘱的法律效力进行审评，并对其签署时的背景情况进行调查。
香港信托法在本案中的作用显著：该法源自英美法系，若原告能够证实宗庆后通过资金注入，例如将娃哈哈的分红款项转入汇丰账户，实现了信托的设立，即便没有书面文件作为依据，香港法院仍有可能判定该信托是有效的。
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问题：依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非婚生子女在继承方面与婚生子女享有相同的权利。然而，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宗庆后是否在其个人资产中明确表示了对非婚生子女的财产分配意向。
信托基金与遗嘱的有效性争议
原告一方指出，宗庆后曾命令手下利用香港汇丰银行开设信托，该汇丰账户在2024年初的余额大约为18亿美元，相关文件表明，到去年5月为止，已有110万美元从该账户被转移。原告方提出请求，要求冻结该汇丰账户，并要求宗馥莉履行父亲遗嘱，支付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利息，同时还要对资金转移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通常而言，在信托基金持续运营期间，资金的使用受到诸多约束，大多采取封闭管理形式，不允许随意进行提取。
根据从该账户转出的110万美元的情况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断，本案中信托的设立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该案件所涉信托协议属于一种离岸信托，亦称作海外信托。这类信托通常意味着其日常管理活动在境外进行，并且委托人，即本国居民，委托的受托人要么不在本国居住，要么不习惯在本国居住，要么两者兼具。
《新浪蜂鸟》对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韩骁律师进行了采访，韩律师表示：“在这个案件中，关于离岸信托的有效性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信托的设立方式和财产的独立性问题上。”
韩律师强调，根据《信托法》第七条的规定，设立信托必须具备明确的信托资产，且这些资产需为委托人合法拥有的。法律所指的财产，涵盖了所有合法的财产权利。
第八条明确指出，设立信托必须以书面方式进行。这一书面形式涵盖了信托合同、遗嘱以及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其他各类书面文件。若以信托合同的形式来设立信托，则在合同签署之际，信托即告成立。而若采用其他书面形式，则信托的成立需待受托人承诺之后。
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中，韩骁律师提出几点看法：首先，原告所提出的2003年的信托，缺少宗庆后亲笔签署的书面文件，而且资金的一部分是来源于未来的分红，并非即时财产的转移，这可能导致其被认定为一个未有效成立的信托。其次，原告需要证明宗庆后是通过口头指示或是后续的行为来完成了信托的设立，比如资金的注入或是受益人的指定，然而，由于缺乏书面文件，这或许会违反《信托法》第八条对于形式上的要求。最终，若信托的资金源自娃哈哈集团未来的股权收益，且不属于宗庆后个人的资产，那么这些资金有可能被视作公司的财产，从而不能单独作为遗产的一部分。
同时，站在遗嘱继承的角度来看，也有失偏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条之规定，任何与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存在利益冲突的个人，均不得担任遗嘱见证人。在本案中，宗庆后遗嘱的两位见证人均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并未与继承人、受遗赠人形成利益关联，因此符合见证人的条件。由此可见，他们的见证行为应当被视为合法有效。
宗庆后曾下令其手下利用香港汇丰银行所设的信托基金，然而这一做法存在缺陷，其有效性存在疑点。在遗嘱的见证方面，也出现了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这进而导致了原被告双方陷入僵局。
为什么在香港、杭州两地法院起诉
韩骁律师强调，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和杭州两地法院分别提起诉讼，根本原因在于资产管辖权在地域上的划分。
本案涉及的18亿美元信托资产存放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中，依照国际私法的相关规定，对于信托资产的有效性以及资产冻结等问题，应由信托资产所在地的法院进行管辖。因此，香港法院在这方面拥有固有的管辖权。
再者，娃哈哈集团的注册地设于杭州，宗庆后离世之际，其居住地亦在杭州，并且他所持有的29.4%股份乃是我国境内的关键资产。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遗产继承的争议应交由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居住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的法院进行专责审理，因此，杭州法院对股权继承的纠纷拥有管辖权。
也就是说，香港的法院主要负责处理与信托基金分配相关的事宜，而杭州的法院则专注于解决股权分配的问题。
香港的法律体系采纳的是英美法系，即普通法系，其核心是依赖判例法，同时结合成文法和习惯法作为补充。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香港法院通常遵循先例原则，这意味着过往的判决对后续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性和约束力。
这与其他地区的法律体系存在差异，我国内地采用的是大陆法系，即成文法系，其中成文法构成了主要的法律依据。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面的规定，共同构筑起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框架。
在香港进行诉讼时，依据当地的普通法体系，香港的法庭必须对信托是否满足普通法中的“确定性三要素”进行审核，这包括设立意图、信托财产以及受益人身份，同时还要确认是否有书面文件或口头指示的确认。如果原告能够证实宗庆后通过资金注入，例如将娃哈哈的分红转入汇丰账户等行为，成功设立了信托，即便没有书面文件，香港法院也有可能判定该信托是有效的。
是否需要通过DNA检测确认亲子关系
韩律师强调，《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应享有与婚生子女相等的权益，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对其进行侵害或歧视。
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中明确指出，若父或母或成年子女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交相应证据进行证明，而对方既无反证又拒绝进行亲子鉴定的情况下，法院有权认定主张亲子关系的一方诉求合理有效。
依据相关法律条文，非婚生子女若要主张继承权，必须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原告已经提出了鉴定申请，并提交了出生证明文件。如果被告宗馥莉拒绝提供合作，那么法院有可能依据现有证据推断亲子关系的存在。
宗馥莉与其非婚生子女之间关于财产继承的纠纷，在法律角度上，堪称跨境资产分割及法律适用问题争锋的典型代表。
娃哈哈后续何去何从
从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鉴于目前双方所公开的信息尚显不足，尚无法对最终结果作出确切评估。然而，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韩骁律师已经对可能的结果进行了初步的推断：
如果原告在任何一个司法区域内获取到关键的证据，例如DNA鉴定结果得到确认、信托文件的真实性得到证实，那么这将显著提升其胜诉的可能性。案件的未来发展将受到多个关键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核心的争议集中在血缘关系的确认、信托的有效性鉴定以及两地法律之间的冲突如何得到妥善协调。
宗继盛等三位非婚生子女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提取宗庆后医院的血液样本进行DNA检测。一旦检测结果显示存在亲子关系，他们便将依照法律规定，获得与宗馥莉相同的继承权，每人将继承娃哈哈公司29.4%股权的四分之一。
若宗馥莉不予以合作进行鉴定，杭州法院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的第39条，做出亲子关系确立的推断。
若DNA鉴定结果得以确认，宗馥莉将不得不应对香港诉讼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尽管2003年的信托并未有书面文件作为依据，但香港法院或许会根据普通法中“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结合资金流向情况，判定该信托依然有效。
那么，四位子女可分别得到1/4的信托资产。
若三名非婚生子女在诉讼中获胜，娃哈哈的股权架构将面临重大调整，原本由国资、职工和宗馥莉三方共同管理的局面，将演变为国资、职工以及多子女共同参与的更为复杂的股权结构，这或许会触发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
宗馥莉曾主导的决策过程将吸纳宗继盛等人之见，从而拉长了决策链。加之各利益方之间的博弈，娃哈哈的战略方向可能出现摇摆，难以保持投资决策的长期稳定性。若要调和各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则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这无疑会大幅提升公司内部的协调成本。
尽管判决结果揭晓尚有时日，然而非婚生子女的消息传出，不仅打破了宗馥莉作为独生女的既定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宗庆后先前在公众心中树立的形象；更关键的是，子女之间对股权的争夺极有可能对娃哈哈未来的发展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娃哈哈面临的法律纠纷对其造成的后果已初见端倪。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自2025年7月起，已有三家省级代理商停止了采购，他们忧虑“股权变动可能影响供货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农夫山泉等竞争对手正利用这一机会，努力扩大自己在市场上的份额。
在众多新颖的饮品品牌接连涌现之际，历经多年始终如一的娃哈哈，其品牌地位的稳固，与其所承载的深厚家国情感密不可分。
钟晱晱，农夫山泉的掌门人，其美国国籍的曝光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反响，许多人因此转向支持娃哈哈。然而，随着娃哈哈遗产争夺战的爆发，众多网友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留言：“今后咱们不能再称呼他为‘宗老’，得改叫‘老宗’了。”
国民们对于娃哈哈股权归属的问题，大多只是旁观者，并不觉得这是件关乎自身的大事。而对于饮料品牌的选择，国民们在面对琳琅满目的冷饮柜时，可选的范围却是十分广泛。
对于娃哈哈来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他们必须确立自身的品牌认知。显而易见，仅凭情感共鸣这一策略，已经无法继续推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