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张明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对外发布了所谓的“对等关税”措施，这一举措迅速招致了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响，并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自“对等关税”政策公布之日起的三天内，全球股市的市值蒸发量已超过9.5万亿美元，同时，全球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程度也显著增强。美国股市、债市及汇市同时遭遇下跌，这一现象实属罕见；同时，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达到了自“9·11”事件以来的最高单周增长幅度。
关税的持续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波动，各方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针对特朗普政府所实施的高额关税及其多变的态度，我们有必要果断采取相应的反击策略。若我们选择妥协，对方很可能会趁机步步紧逼。唯有我们坚持斗争，才能在谈判与合作的领域中争取到更多的空间。2025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确指出，必须全面协调国内经济事务与国际经贸竞争，以稳定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紧接着，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推出了多项增量政策，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强了市场的信心。5月12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经贸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方面承诺将取消部分额外征收的关税，而我国也相应地做出了同等幅度的关税减免，这暂时缓解了关税带来的压力。然而，从长远角度分析，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关税并非特朗普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它更像是谈判中的策略或博弈工具，目的在于达成米兰报告（Miran，2024）中提到的降低美国贸易逆差以及巩固美元国际地位的双重目的。实际上，自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便在经贸和科技两个领域对我国施加了显著的压迫和严格的限制。我们必须对近期国际经贸形势的严峻性保持高度警觉，同时要清楚意识到，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将持续不断地进行战略上的较量。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提升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呢？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专注于自身发展，“以我为主”，持续推动国内需求的增长。与此同时，还需“毫不动摇地深化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本文将分别从扩大国内需求和深化对外开放两个维度，分析当前形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
扩大内需是2025年的首要任务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安排，2025年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目标。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强调了“非常规的逆周期调整”及“积极促进消费”的重要性。这一举措源于内需短缺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率仅为3.3%，这一增速与2015年至2019年间的平均增速9.7%相比，有显著差距。观察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推动作用，2024年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季度贡献仅为2.3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同样低于2015年至2019年间的季度平均贡献4.2个百分点。
基于影响居民消费的三个关键要素——收入变化、财富变化以及预期变化——进行更细致的剖析，我们发现，在短期内，影响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自疫情爆发以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以2024年为例，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到了4.6%和6.6%，这一增速与2019年的7.9%和9.6%相比，明显偏低。在较长时期内，影响消费增长的主要障碍包括：一方面，民众对于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前景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在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之间，以及居民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分配不均现象。随着民众避险意识的增强，这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预防性储蓄的增加。自2022年起，居民新增存款的规模显著扩大，而新增贷款的规模则持续减少。
在收入分配领域，企业部门所获得的利润并未完全流向居民部门，而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亦需进一步优化。除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城乡居民在财产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实际上远超收入差距。
总体来看，本研究作者认为，为激发消费活力，在短期内应增强宏观政策的推动作用，而在中期阶段则需加速推进结构性变革。依据由短期至长期、由宏观刺激向改革加速的顺序，以下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是：
短期内，扩大宏观政策刺激
首先，必须全面贯彻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示，采取更为主动的财政策略和适度的货币政策，旨在促进我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回升。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体需求不足，出现了负面的产出差额。在短期内，为了解决内需短缺的问题，中央财政需要增强债务融资和支出规模，确保消费和投资增长速度的反弹。为确保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政策扩张措施能够迅速实施，还需预先制定今年下半年进一步的扩张政策，特别是要增强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需充分利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作者建议在第二季度加快本年度剩余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步伐，并且，今年还将额外发行2万亿至3万亿元的特别国债。
其次，采取财政补助手段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短期内可支配的收入。根据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出，旨在“助力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减轻负担……合理上调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提升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以及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额度”。为此，我提出，通过发放普及型消费券，激发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增加消费支出。为了增强消费券的放大作用，我们提议发放与任何特定商品或服务无关的普遍型消费券。
第三，促进资产价格触底反弹，此举亦能激发消费者信心。在房地产政策层面，需迅速稳定一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价，同时维护那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头部民营开发商。应当全面放宽限购和限贷措施，以此刺激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的市场参与。此外，应发行特别专项债券，为优秀的房地产企业供应低成本、长期性的融资援助。政府有能力通过资金投入，收购部分二三线城市的空置住宅，并将这些房产改造成用于出租的保障性住所。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上，应致力于打造一个“牛市时间长，熊市时间短”的股票市场环境。同时，应增强地方社保资金、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资金等长期投资者的参与力度。中央财政将发行总额达2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利用所筹资金设立我国股市稳定基金，以维护股票市场的稳定。
中长期内，加快结构性改革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放缓的双重挑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正持续走低。为了逆转这一不利局面，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亟需通过更为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这涉及对收入分配机制进行改革、推进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领域的综合改革、强化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及促进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在此，本人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首先，必须积极推动民营经济的繁荣。一方面，需增强对民营企业在教育、医疗、养老、电信等领域的开放程度，助力民营经济的稳健与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必须严格执行“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确保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再者，应加速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使地方政府大致达到收支平衡，进而切实优化地方的商业环境。在2025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明确指出，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和高质量的发展，是我国坚定不移贯彻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
其次，需强化我国收入再分配体制的改革进程，特别是确保那些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够实现收入增长。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应着力“促进中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减轻负担”。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跨部门领域，必须显著提升居民收入在整体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应增加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财政支持。国有企业在税后利润分配上应提高上缴财政的比例，同时，可探讨将部分国企股权划归国家基本养老金体系，以此达到企业对居民的利益让渡。在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上，应当逐步推行更为强劲的收入再分配措施，目的是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例。遗产税与资本利得税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推动收入的重新分配，缩小收入间的差距，同时也能为政府开辟新的财政收入渠道。
第三，需迅速推进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体制的改革，以减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意愿。在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了以下建议：“合理提升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增强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以及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标准。”首先，应当增强养老领域的改革力度，推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与商业机构养老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构建完善的养老体系。其次，需要增强教育体制和居住政策改革的强度。应当扩充高品质教育资源，积极推动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应显著提升一、二线城市的保障性住房供应，并培育一种长期租赁的居住文化。再者，政府应当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明显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并减少他们在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
第四，亟需强化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进程，消除地域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确保各类资源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同时降低资源与商品在国内的流通成本。2025年1月7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正式出台，全面废止了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有力推动了人才资源的流动与合理分配。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必须迅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并切实推进针对企业执法的规范化行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双循环”的全新发展模式，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经贸秩序波动的一项关键战略措施。
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5年4月初，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等关税”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全球贸易、直接投资以及金融交易均可能遭受其负面影响。这场关税战不仅会在短期内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而且从长远来看，它还将改变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流向，并对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进行重塑。为此，本文将从贸易（产业链）、直接投资、金融这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产业链韧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这两个关键时期过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均呈现下降趋势。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普遍认识到对产业链核心节点的过度依赖会导致脆弱性增加，因此开始更加重视产业链的安全与可控性，力求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各国致力于推动产业链向本国靠近并实现多样化发展，采纳了诸如“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以及“中国+1”等策略，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促使全球产业链的碎片化程度持续加深。自2025年4月初起，美国政府实施“对等关税”的举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碎片化趋势。
2024年，我国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30.3%，这一比例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5个百分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首次突破了50%。与此同时，我国与东盟国家在连续五年中互为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在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深化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确保外贸和外资的稳定”，这涵盖了外商投资体制的改革、服务业开放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等方面。
为提升我国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本文提出以下几项政策倡议：首先，应加强与欧洲各国间的协作，重启关于自由贸易区及双边投资协议的协商。其次，在RCEP框架内加强产业链的融合，并深化中欧间的经贸交流，促进对东盟和欧盟的出口业务，特别是要着力拓展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关键市场。第三，构建“中国+N”的供应链网络，减少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与可控，并保留一定的备用资源。同时，促进投入品来源国的多样化，增强中间投入品的替代能力。
多措并举，稳住外商直接投资
近段时间，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经历了调整，同时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也对投资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国际投资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流量出现了显著减少。除此之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敏感行业对华投资实施了限制措施，再加上我国国内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进一步削弱了流入我国的FDI。
为确保外资直接投资稳定，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言：首先，拓宽电信、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开放试点范围，严格执行负面清单管理，激励跨国企业设立投资子公司，并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战略。其次，加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减少要素和产品在国内流通的阻碍与费用，推动更多外资流向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三，要优化商业环境，确保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切实推进平等原则的落实。
提供安全资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对等关税”，随后美国金融市场遭遇股市、债市、汇市“三重打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元并未在宣布加征关税后如往常般迅速升值，未能扮演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安全港”角色。这一现象标志着历史阶段的终结，预示着新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秩序将在磨难中焕发新生。
依据金融理论的经典论述——“特里芬悖论”，一个国家若想保持其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又追求贸易顺差，这二者难以兼得。身为“对等关税”制度的创立者，斯蒂芬·米兰曾制订了一份称作“海湖庄园协议”的经济计划，旨在通过调整关税与汇率等策略，促使他国对美国作出有利的妥协（Miran，2024）。作者认为，若美国政府强行推进“海湖庄园协议”后续部分，试图通过强制重组政府债务以减轻外债压力，此举将严重损害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信誉，以及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地位，进而动摇美元的霸权基础。全球投资者将愈发倾向于寻求其他流动性充足、收益较高、规模庞大的安全资产。
美国若持续深入孤立主义路线，国际货币体系便将步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时期，此时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极为罕见的外部契机。我们应当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审慎评估时局，果断采取行动，并加大力度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张明，2023）。作者提出了一项新的“三位一体”战略（张明，2022年）：首先，需加速促进人民币在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进程。其次，应增强向外国投资者供应以人民币计价的优质、安全资产的能力，比如中国国债。再者，要加紧构建并推进人民币跨境清算结算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包括CIPS系统和数字货币桥。
